欧洲进口中国口罩_俄罗斯口罩

⒈在世界范围内，疫情中戴口罩最广泛、最普遍的，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外，恐怕要算是1910年至1911年的中国东三省肺鼠疫、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和2003年的中国非典这三大疫情了。

⒉1910年冬至1911年春，中国东北暴发严重肺鼠疫。疫情发生后，清廷派有在英国剑桥留学经历的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前往疫区组织防疫。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时疫区中的中国医护人员，在病房中普遍戴防护口罩，而外国医护人员反而大大咧咧，不戴口罩。伍连德刚到疫区就遇到一件事，使他颇感为难，就是随俄国医生哈尔金，进入俄国人管理的鼠疫医院检查患者。面对8位肺鼠疫患者，哈尔金检查病情不戴口罩。轮到伍连德检查时，伍连德只好选择只检查患者背部，并伸直手臂握听诊器，仰着头呼吸，尽量与患者保持一定距离。对此，哈尔金抱之以不屑一顾的冷笑。不料，几天后法国鼠疫专家梅聂再到这个医院检查口罩病人时，因未戴口罩感染鼠疫，于3天后发病，又于3天后病死。这件事在疫区引起震动，于是俄国鼠疫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开始改戴口罩。

⒊还有一件事，也表明外国人在疫情初发时对戴口罩不重视。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疑似患者和病疫接触者接受检疫医师的检查。沈阳的苏格兰老会传道团司督阁的助手杰克逊，由于在检查中未戴口罩防护，结果感染鼠疫丧生。

⒋一系列此类事情引起疫区居民恐慌，也引起伍连德高度重视。

⒌伍连德领导的防疫组织乘机迅速推广使用口罩。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疫区各级医护人员和广大民众纷纷戴上了这样那样的口罩。戴口罩的人，成为当时疫情中的一大景观。

⒍伍连德防疫组织推荐使用的口罩是这样的：口罩用长近1米的外科手术用纱布制作。口罩面积为15.24×10.16厘米大小，中间夹裹着消毒药棉。两边多余出的纱布被分别剪出两刀，分成各长30.48厘米的3条缚带。戴用时，上边的两条分别穿过上耳朵沟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分别穿过下耳根系于脑后，最下面的两条则向上绕系于头顶。

⒎伍连德还亲自设计了两种更简易的口罩，名叫“武氏口罩”，都是两边各两条带子，一种为细带子，另一种为宽带子，均系于脑后。简易口罩是软的，戴在面部与脖子紧贴，还可以调整，在病房值班时，戴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的感觉。这种口罩可以自制，所以当时有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口罩。

⒏为了使医护人员正确使用口罩，伍连德领导的防疫组织还向各级医务人员下达通知，说明戴口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通知要求不得在口罩上面或里面，使用任何灭菌剂。但还是有一些过于小心的人采取了过度措施，又在棉花上洒了来苏尔，甚至是未经稀释的石碳酸，结果造成嘴角和鼻尖被烧伤。

⒐在1910年冬至1911年初鼠疫猖獗时，戴口罩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护措施之一。口罩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而且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广大医护人员和民众普遍戴口罩这一经验，后来被伍连德介绍给了世界医学界。

⒑西班牙流感中的一个独特景象就是人们普遍戴口罩，它也成了此次疫情的一个显著标志。

⒒美国记者兼学者约翰··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1918年6月，西班牙流感在美国暴发以后，一批美国专家来到驻扎在伊利诺伊州的格兰特军营，调查防疫情况。期间，军营医院负责人卡普斯，“向他们演示了自己已经尝试过的一种新方法：给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戴上纱口罩。

⒓韦尔奇说这种口罩‘非常好，为预防飞沫传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鼓励卡普斯以此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皮尔斯指导进行口罩效果的研究。科尔对此表示认同：‘这是一件与预防肺炎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卡普斯后来写出了文章，发表在1918年8月10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文中说口罩的使用非常成功，于是实验不到三星期，他就中止实验而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常规措施’。”（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4月版，第216-218页）。

⒔英国记者兼学者凯瑟琳·阿诺德女士在《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一书中，详细叙述了1918年世界暴发西班牙流感时，美国旧金山市市民戴口罩的情景。书中写道，1918年9月21日，“西班牙女郎”凶狠地从天而降，旧金山发生严重疫情，至10月上中旬，该市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剧增，几乎被西班牙流感所吞没。面对汹涌疫情，旧金山市政府和民众发起了抗疫行动。旧金山市卫生局局长威廉·哈斯勒号召全市每一个公民出门时都必须戴口罩，这一倡议得到罗尔夫市长的支持。据记载，“《旧金山纪事报》迅速站在了佩戴口罩运动这一边，向读者建议道：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很可能被孤立、被怀疑，并被视为懒汉。他将和有钱却没购买自由公债的人一起受到亲朋好友嫌弃。

⒕”（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版，第145页）。

⒖美国红十字会旧金山分会免费向市民发放了数千幅口罩，该会会长还建议妇女们用亚麻自制口罩，一些制造商则闻风而动，迅速生产出大批口罩在市场上出售。

⒗从旧金山一市可以看出，广大市民在严重疫情面前迅速戴上了口罩。凯瑟琳·阿诺德写道：“口罩的作用从医护人员传到了平民百姓中，人人都戴着这么个白色的东西，牢牢地系在脑后。在许多城镇，你要是不戴口罩出门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交警们戴着口罩指挥交通，一大群人拍家族照时也戴着口罩，甚至连猫狗也被套上了口罩。旧金山的一对蜜月夫妻害羞地向医生坦陈，他们做爱时什么都不穿，但会戴着口罩。”（第12-13页）。

⒘西班牙流感中流行的口罩，好像比中国东三省肺鼠疫时流行的口罩简单。

⒙最常用的是纱布口罩，它只有薄薄一层纱布，而且只用一根带子绑在头上。当然，也有人别出心裁自制了一些构造复杂、样式独特的口罩，例如“阿金库尔式口罩”，像一个金属头盔。“意大利饺子式”口罩，警察们最喜欢戴。还有面纱，大概是蒙在脸上或脸下半部的一块雪纱，在年轻女子最流行。

⒚书中说，当时绝大多数旧金山居民都能够遵守佩戴口罩的命令，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强迫人们戴口罩“完全违宪”，抗拒戴口罩。官方对拒戴口罩人的态度是一律抓捕处罚，仅10月27日一天，警察就因没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而逮捕了110人，并对这些人以“扰乱秩序罪”起诉，或适当罚款。疫情期间，还出现了旧金山警察当场击毙拒绝佩戴口罩者詹姆斯·魏瑟的事件。可见当时警方对拒戴口罩者执法之严厉。

⒛书中还提到，不只在旧金山，口罩在西班牙流感中 “红遍了全球”，“平民、陆军和海军都在佩戴”。

前面提到，中国东三省发生肺鼠疫时民众普遍戴口罩并成效明显，有关情况曾被伍连德介绍给世界医学界。距此不到10年，西班牙流感又流行口罩，恐怕与前者有关联。兹有此证：“在纽约工作的内科医生伍兹·哈钦森于1918年秋天来了次全国旅行，他告诉读者，事实证明口罩在东方非常有效。告诉赶时髦的妇女们这一点，她们就会主动佩戴口罩了”。这里讲的“东方”，应该就是中国，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东方就再没有与口罩有关系的事情了。（第144-148页）。

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给世人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戴口罩的人多。当时，所有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全部戴口罩、穿防护服，重点疫区北京市的民众普遍戴口罩。

作家何建明在《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一书中记载：“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85页）这是对当时北京人的一个生动特写。

首先是人们争相抢购口罩。非典疫情蔓延时，人们的情绪普遍恐慌和焦虑，为搞好个人防护，北京市民纷纷到药店购买口罩。几乎每个卖口罩的药店门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终于，口罩很快售光，一度脱销。有个北京市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第118页）足见当时北京市民对口罩多么重视，以及获得口罩之难。

其次是人们在人员密集场合注意戴口罩。疫情严重时，北京市民很少外出，街上行人稀疏，但偶尔见到的行人一般都戴口罩。首都医科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杨凤池讲述：非典发生时，“电视台上每天都在播放着防非典知识，看到的是救护车在大街上奔驰，人们纷纷带上了口罩……这些信息都无形地灌入脑子里，并鸣响了一个警报：现在形势危急。”（《历练——2003首都医科大学抗击纪实》，北京大家医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03页）当时，出入商店、医院、车站、机场和搭乘地铁、公交车的人员，戴口罩的多。我家人从昆明返北京，飞机上的乘客全部戴口罩，北京机场的各色人员也全部戴口罩。我曾数次去万方超市购买生活用品，见到的服务员普遍戴口罩。刻楼上二层有一对江苏籍夫妻，在一个摊位上专做裁缝生意，戴口罩冒险、辛勤工作的情景，令我非常感动。顾客当中戴口罩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个别不戴的，未见有人强行管制。出席会议的人员普遍戴口罩。学生上课也戴口罩。

如首都医科大学预防非典有个“四勤三好”措施，其中的第一“好”，就是“口罩戴好”（同上书，第242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教育处的总结报告中还写道：“给所有在校学生每人发放2个12层以上口罩”（第190页）。为14个场地的每位考生都准备了口罩和白大衣、帽子（第180页）。

再就是北京有人玩起了“口罩文化”。王府井大街上的好几尊人物铜像，被人戴上了口罩。大街上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个别老人，戴上了画有各种卡通图案或写有“众志成城”等字样的口罩。五彩缤纷、标新立异的艺术口罩，成为时尚年轻人的新宠，显示了疫情中北京人的乐观精神和幽默情趣。同时也证明了，不仅常有“乐极生悲”现象，而且也有“悲极生乐”之个别事例。

非典时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紧急生产口罩的能力有限，还不能在广大民众中普及一次性医用口罩。当时，普通医护人员戴的是外科口罩，高危岗位上的抗疫医护人员戴的是95口罩，有的戴的是18层棉纱口罩。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所有抗疫人员戴的都是99口罩。有的医护人员为了加强防护，戴2幅甚至3幅口罩。

《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第137页有幅照片，图中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专家检测病毒时，至少戴了3幅口罩。普通民众戴的口罩大多由棉纱布制成，一般都有很多层，均为用脏了再清洗，不断重复使用。

可见以上三大疫情中的口罩，均与中国密切相关。其中，两次基本上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另一次则是多少受到中国影响和启发。

一般认为，现代形式的口罩由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于1895年发明，而后在欧洲医疗界推广普及。但莱德奇发明口罩的动机并不是为防疫，而仅仅是为了防止实施手术的医护人员喷沫，引起病人伤口感染。

而将现代形式的口罩成功地大规模运用于防疫的，则是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创造和贡献。

中国人善于并重视运用口罩防疫，是有历史和文化作积淀的。

出没于江湖中的蒙面侠客，用布巾遮蔽风沙的西域人民和边塞将士，以及为帝王将相端菜服务的宦官仆人，可以认作是“戴口罩”之先辈，只不过他们戴的是古朴形式的“口罩”。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注重防御的民族，“防”的意识很重。中国人将口罩理解为一个防护性面具，或者是挂在面部的一面盾牌，不像许多外国人那样，认为是病夫行为和怯懦表现。所以当中国政府要求民众戴口罩时，比较容易得到民众俄罗斯的响应和贯彻。

而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口罩更是首先由全中国人民普遍戴起，之后风靡风行于全球。不仅如此，中国还成为全世界的口罩工厂，为各国抗疫输送了上百亿只口罩。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反正口罩与防疫与中国，已经有了千丝万缕、割扯不断的关系。你可以不感谢中国，但你不能不感谢口罩。在严重疫情面前，只要你想活命，并且不害别人，你走进口进人群，就必须戴口罩，别无选择。口罩俄罗斯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