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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进口中国口罩_俄罗斯口罩

谭剑 2023-08-30 12:55

导读:⒈在世界范围内,疫情中戴口罩最广泛、最普遍的,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外,恐怕要算是1910年至1911年的中国东三省肺鼠疫、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和2003年的中国非典这三大疫情了

⒈在世界范围内,疫情中戴口罩最广泛、最普遍的,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外,恐怕要算是1910年至1911年的中国东三省肺鼠疫、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和2003年的中国非典这三大疫情了。

⒉1910年冬至1911年春,中国东北暴发严重肺鼠疫。疫情发生后,清廷派有在英国剑桥留学经历的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前往疫区组织防疫。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时疫区中的中国医护人员,在病房中普遍戴防护口罩,而外国医护人员反而大大咧咧,不戴口罩。伍连德刚到疫区就遇到一件事,使他颇感为难,就是随俄国医生哈尔金,进入俄国人管理的鼠疫医院检查患者。面对8位肺鼠疫患者,哈尔金检查病情不戴口罩。轮到伍连德检查时,伍连德只好选择只检查患者背部,并伸直手臂握听诊器,仰着头呼吸,尽量与患者保持一定距离。对此,哈尔金抱之以不屑一顾的冷笑。不料,几天后法国鼠疫专家梅聂再到这个医院检查口罩病人时,因未戴口罩感染鼠疫,于3天后发病,又于3天后病死。这件事在疫区引起震动,于是俄国鼠疫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开始改戴口罩。

⒊还有一件事,也表明外国人在疫情初发时对戴口罩不重视。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疑似患者和病疫接触者接受检疫医师的检查。沈阳的苏格兰老会传道团司督阁的助手杰克逊,由于在检查中未戴口罩防护,结果感染鼠疫丧生。

⒋一系列此类事情引起疫区居民恐慌,也引起伍连德高度重视。

⒌伍连德领导的防疫组织乘机迅速推广使用口罩。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疫区各级医护人员和广大民众纷纷戴上了这样那样的口罩。戴口罩的人,成为当时疫情中的一大景观。

⒍伍连德防疫组织推荐使用的口罩是这样的:口罩用长近1米的外科手术用纱布制作。口罩面积为15.24×10.16厘米大小,中间夹裹着消毒药棉。两边多余出的纱布被分别剪出两刀,分成各长30.48厘米的3条缚带。戴用时,上边的两条分别穿过上耳朵沟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分别穿过下耳根系于脑后,最下面的两条则向上绕系于头顶。

⒎伍连德还亲自设计了两种更简易的口罩,名叫“武氏口罩”,都是两边各两条带子,一种为细带子,另一种为宽带子,均系于脑后。简易口罩是软的,戴在面部与脖子紧贴,还可以调整,在病房值班时,戴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的感觉。这种口罩可以自制,所以当时有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口罩。

⒏为了使医护人员正确使用口罩,伍连德领导的防疫组织还向各级医务人员下达通知,说明戴口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通知要求不得在口罩上面或里面,使用任何灭菌剂。但还是有一些过于小心的人采取了过度措施,又在棉花上洒了来苏尔,甚至是未经稀释的石碳酸,结果造成嘴角和鼻尖被烧伤。

⒐在1910年冬至1911年初鼠疫猖獗时,戴口罩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护措施之一。口罩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而且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广大医护人员和民众普遍戴口罩这一经验,后来被伍连德介绍给了世界医学界。

⒑西班牙流感中的一个独特景象就是人们普遍戴口罩,它也成了此次疫情的一个显著标志。

⒒美国记者兼学者约翰··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1918年6月,西班牙流感在美国暴发以后,一批美国专家来到驻扎在伊利诺伊州的格兰特军营,调查防疫情况。期间,军营医院负责人卡普斯,“向他们演示了自己已经尝试过的一种新方法:给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戴上纱口罩。

⒓韦尔奇说这种口罩‘非常好,为预防飞沫传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鼓励卡普斯以此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皮尔斯指导进行口罩效果的研究。科尔对此表示认同:‘这是一件与预防肺炎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卡普斯后来写出了文章,发表在1918年8月10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文中说口罩的使用非常成功,于是实验不到三星期,他就中止实验而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常规措施’。”(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4月版,第216-218页)。

⒔英国记者兼学者凯瑟琳·阿诺德女士在《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一书中,详细叙述了1918年世界暴发西班牙流感时,美国旧金山市市民戴口罩的情景。书中写道,1918年9月21日,“西班牙女郎”凶狠地从天而降,旧金山发生严重疫情,至10月上中旬,该市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剧增,几乎被西班牙流感所吞没。面对汹涌疫情,旧金山市政府和民众发起了抗疫行动。旧金山市卫生局局长威廉·哈斯勒号召全市每一个公民出门时都必须戴口罩,这一倡议得到罗尔夫市长的支持。据记载,“《旧金山纪事报》迅速站在了佩戴口罩运动这一边,向读者建议道: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很可能被孤立、被怀疑,并被视为懒汉。他将和有钱却没购买自由公债的人一起受到亲朋好友嫌弃。

⒕”(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版,第145页)。

⒖美国红十字会旧金山分会免费向市民发放了数千幅口罩,该会会长还建议妇女们用亚麻自制口罩,一些制造商则闻风而动,迅速生产出大批口罩在市场上出售。

⒗从旧金山一市可以看出,广大市民在严重疫情面前迅速戴上了口罩。凯瑟琳·阿诺德写道:“口罩的作用从医护人员传到了平民百姓中,人人都戴着这么个白色的东西,牢牢地系在脑后。在许多城镇,你要是不戴口罩出门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交警们戴着口罩指挥交通,一大群人拍家族照时也戴着口罩,甚至连猫狗也被套上了口罩。旧金山的一对蜜月夫妻害羞地向医生坦陈,他们做爱时什么都不穿,但会戴着口罩。”(第12-13页)。

⒘西班牙流感中流行的口罩,好像比中国东三省肺鼠疫时流行的口罩简单。

⒙最常用的是纱布口罩,它只有薄薄一层纱布,而且只用一根带子绑在头上。当然,也有人别出心裁自制了一些构造复杂、样式独特的口罩,例如“阿金库尔式口罩”,像一个金属头盔。“意大利饺子式”口罩,警察们最喜欢戴。还有面纱,大概是蒙在脸上或脸下半部的一块雪纱,在年轻女子最流行。

⒚书中说,当时绝大多数旧金山居民都能够遵守佩戴口罩的命令,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强迫人们戴口罩“完全违宪”,抗拒戴口罩。官方对拒戴口罩人的态度是一律抓捕处罚,仅10月27日一天,警察就因没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而逮捕了110人,并对这些人以“扰乱秩序罪”起诉,或适当罚款。疫情期间,还出现了旧金山警察当场击毙拒绝佩戴口罩者詹姆斯·魏瑟的事件。可见当时警方对拒戴口罩者执法之严厉。

⒛书中还提到,不只在旧金山,口罩在西班牙流感中 “红遍了全球”,“平民、陆军和海军都在佩戴”。

前面提到,中国东三省发生肺鼠疫时民众普遍戴口罩并成效明显,有关情况曾被伍连德介绍给世界医学界。距此不到10年,西班牙流感又流行口罩,恐怕与前者有关联。兹有此证:“在纽约工作的内科医生伍兹·哈钦森于1918年秋天来了次全国旅行,他告诉读者,事实证明口罩在东方非常有效。告诉赶时髦的妇女们这一点,她们就会主动佩戴口罩了”。这里讲的“东方”,应该就是中国,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东方就再没有与口罩有关系的事情了。(第144-148页)。

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给世人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戴口罩的人多。当时,所有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全部戴口罩、穿防护服,重点疫区北京市的民众普遍戴口罩。

作家何建明在《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一书中记载:“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85页)这是对当时北京人的一个生动特写。

首先是人们争相抢购口罩。非典疫情蔓延时,人们的情绪普遍恐慌和焦虑,为搞好个人防护,北京市民纷纷到药店购买口罩。几乎每个卖口罩的药店门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终于,口罩很快售光,一度脱销。有个北京市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第118页)足见当时北京市民对口罩多么重视,以及获得口罩之难。

其次是人们在人员密集场合注意戴口罩。疫情严重时,北京市民很少外出,街上行人稀疏,但偶尔见到的行人一般都戴口罩。首都医科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杨凤池讲述:非典发生时,“电视台上每天都在播放着防非典知识,看到的是救护车在大街上奔驰,人们纷纷带上了口罩……这些信息都无形地灌入脑子里,并鸣响了一个警报:现在形势危急。”(《历练——2003首都医科大学抗击纪实》,北京大家医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03页)当时,出入商店、医院、车站、机场和搭乘地铁、公交车的人员,戴口罩的多。我家人从昆明返北京,飞机上的乘客全部戴口罩,北京机场的各色人员也全部戴口罩。我曾数次去万方超市购买生活用品,见到的服务员普遍戴口罩。刻楼上二层有一对江苏籍夫妻,在一个摊位上专做裁缝生意,戴口罩冒险、辛勤工作的情景,令我非常感动。顾客当中戴口罩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个别不戴的,未见有人强行管制。出席会议的人员普遍戴口罩。学生上课也戴口罩。

如首都医科大学预防非典有个“四勤三好”措施,其中的第一“好”,就是“口罩戴好”(同上书,第242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教育处的总结报告中还写道:“给所有在校学生每人发放2个12层以上口罩”(第190页)。为14个场地的每位考生都准备了口罩和白大衣、帽子(第180页)。

再就是北京有人玩起了“口罩文化”。王府井大街上的好几尊人物铜像,被人戴上了口罩。大街上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个别老人,戴上了画有各种卡通图案或写有“众志成城”等字样的口罩。五彩缤纷、标新立异的艺术口罩,成为时尚年轻人的新宠,显示了疫情中北京人的乐观精神和幽默情趣。同时也证明了,不仅常有“乐极生悲”现象,而且也有“悲极生乐”之个别事例。

非典时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紧急生产口罩的能力有限,还不能在广大民众中普及一次性医用口罩。当时,普通医护人员戴的是外科口罩,高危岗位上的抗疫医护人员戴的是95口罩,有的戴的是18层棉纱口罩。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所有抗疫人员戴的都是99口罩。有的医护人员为了加强防护,戴2幅甚至3幅口罩。

《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第137页有幅照片,图中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专家检测病毒时,至少戴了3幅口罩。普通民众戴的口罩大多由棉纱布制成,一般都有很多层,均为用脏了再清洗,不断重复使用。

可见以上三大疫情中的口罩,均与中国密切相关。其中,两次基本上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另一次则是多少受到中国影响和启发。

一般认为,现代形式的口罩由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于1895年发明,而后在欧洲医疗界推广普及。但莱德奇发明口罩的动机并不是为防疫,而仅仅是为了防止实施手术的医护人员喷沫,引起病人伤口感染。

而将现代形式的口罩成功地大规模运用于防疫的,则是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创造和贡献。

中国人善于并重视运用口罩防疫,是有历史和文化作积淀的。

出没于江湖中的蒙面侠客,用布巾遮蔽风沙的西域人民和边塞将士,以及为帝王将相端菜服务的宦官仆人,可以认作是“戴口罩”之先辈,只不过他们戴的是古朴形式的“口罩”。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注重防御的民族,“防”的意识很重。中国人将口罩理解为一个防护性面具,或者是挂在面部的一面盾牌,不像许多外国人那样,认为是病夫行为和怯懦表现。所以当中国政府要求民众戴口罩时,比较容易得到民众俄罗斯的响应和贯彻。

而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口罩更是首先由全中国人民普遍戴起,之后风靡风行于全球。不仅如此,中国还成为全世界的口罩工厂,为各国抗疫输送了上百亿只口罩。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反正口罩与防疫与中国,已经有了千丝万缕、割扯不断的关系。你可以不感谢中国,但你不能不感谢口罩。在严重疫情面前,只要你想活命,并且不害别人,你走进口进人群,就必须戴口罩,别无选择。口罩俄罗斯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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