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口罩禁止出口_从瑞典回国需要隔离吗

⒈从明天，也就是2022年4月1日起，瑞典将取消所有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新冠不再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传染病”。为了防控新冠肺炎而在2021年1月通过的临时《大流行法》也将作废，政府不再拥有限制聚会人数、限制餐厅营业时间、关闭学校之类的权力。因为新冠疫情而设置的入境限制也将取消，不需要有紧急必要的入境理由，不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也不需要做新冠检测，只要有合法签证，就可以正常入境瑞典（瑞典人均预期寿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4月1日起取消所有入境限制）。

⒉从2020年1月31日瑞典境内第一例新冠感染的病人被确诊（北欧确诊两名新冠病隔离例，芬兰一例瑞典一例），到现在所有的新冠相关的限制被取消，这两年多的时间以来，瑞典的疫情防控策略引起的争议一直没断过。

⒊尤其是在2020年初，当很多其他的国家都为了限制这个当时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未知”的新病毒而大范围的封城、限制民众的活动的时候，瑞典却只发布防疫“建议”，没有任何的硬性要求，只强调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来稿选登：瑞典首相列文演讲全文解析（附解析与对比））。这种不封城、不关学校、不戴口罩，甚至严格限制检测（瑞典人麦克欲从武汉回国，但瑞典防疫部门并不理会）所营造出来的自由氛围吸引了很多欧洲的有钱人来瑞典享受生活（疫情下欧洲有钱人纷纷往瑞典跑：在这里我们有自由）。

⒋这种抗疫政策被一些国外的专家高度赞扬（来稿选登：瑞典找到了正确应对疫情的办法了吗？），但也被另一些专家，尤其是北欧邻国的专家强烈批判（丹麦与瑞典抗疫策略不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精英专家的政府）。

⒌在2020年初，北欧模式也收到了不少瑞典华人的来稿，有批判瑞典的“躺平式”抗疫的，也有支持的。现在过了两年之后再回来看这些文章，不知道当初的作者的想法是否有产生什么改变。

⒍来稿选登：哪个国家都存在阶层，只不过瑞典人最平等。

⒎来稿选登：关于瑞典的防疫策略和瑞典人的虚伪。

⒏来稿选登：讲讲我为什么不相信瑞典政府和专家。

⒐来稿选登：讲讲为什么在瑞典的华人应该支持瑞典的防疫政策。

⒑来稿选登：从科学种族主义探讨瑞典谜之“扛疫”。

⒒疫情专题：瑞典式抗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⒓来稿选登：疫情之下漫淡西方文化----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混乱与懦弱。

⒔来稿选登：老人死去，但是财富不会消失——谈瑞典的群体免疫实践。

⒕最近，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副教授 以第一作者在子刊《 ＆ 》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瑞典新冠疫情防控策略的科学性。这是一部发表来自人文、行为与社会科学各领域及交叉领域的同行评审研究的杂志，特别鼓励跨学科参与的研究成果。

⒖这篇文章的其他的共同作者包括创业者 ，记者 ？，医生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电化学教授 ，挪威科技大学的哲学教授 和瑞典哥德堡大学的肿瘤学教授 。

⒗文章的研究显示，在新冠大流行到来之前，瑞典在2019年就已经有一部基于科学的应对大流行的紧急预案了，但这个应急预案主要是根据历史上应对流感大流行的经验制定的。

⒘- 当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在全世界传播的时候会发生大流行。

⒙- 无论是在最先发现病毒的国家，还是在瑞典，完全制止病毒传播乃至消灭病毒是不可能的。

⒚这意味着防控策略的重点是减缓疫情传播并且最大程度地限制疫情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⒛- 接种疫苗是减少病毒对个人的风险并且阻止疫情传播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大流行的前期，有疫苗的可能性不大。研发一款疫苗至少需要3-6个月时间。

- 在有疫苗之前，抗病毒药物会在减少病毒对个人的风险以及延缓疫情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注：针对流感病毒是有诸如奥司他韦的抗病毒药物可以使用的）。

- 在有了疫苗之后，抗病毒药物依然会在减少重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 必须维持民众对权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信心。

但是当新冠大流行到来之后，瑞典政府却迟迟没有发布任何的具体应对计划。瑞典卫生部长 在议会的提问中表示瑞典在疫情初期的防控策略就是“没有策略”，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一直到2020年6月，瑞典司法部才发布了一份疫情防控计划文件，上面指出防疫工作的重点是：不散布恐慌、防止社会动荡、以及减少对工业/经济/旅游业的影响。没有一个字提到医疗系统、救治能力以及控制疫情传播。后来瑞典政府委托的新冠调查组也指出了瑞典在疫情初期反应太慢、准备不足和责任不明的问题（新冠调查组最新调查报告：瑞典在疫情到来之时反应太慢）。

不仅没有明确策略，文章指出，瑞典在疫情初期很多的防疫建议都是直接“反科学”的，完全无视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科研结果，比如坚决不承认口罩有用（瑞典公共卫生局：戴口罩会加速疫情的传播）、不承认新冠存在气溶胶传染、不承认无症状的人有可能传染新冠、不承认儿童有可能传播新冠（国师新理论：“儿童可以互相传染，但不会把病毒带回家”）。

瑞典一直到了2020年6月25日，在死亡人数超过了5000人以后，才建议在护理确诊或者疑似新冠病人的时候戴口罩。之前只建议戴面罩，而面罩是完全无法阻挡气溶胶传染的。

很多医疗机构、养老院和学校甚至不允许戴口罩，而一些坚持戴自备的口罩工作的医护还被医院开除。在2020年4月的时候，瑞典的护工工会因为没有口罩而罢工。瑞典工作环境局一开始是判护工们胜诉的，但在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游说之后又改变了判决，判了护工败诉。

一直到2020年12月底，瑞典才建议普通民众在拥挤的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瑞典国王上热搜，安国师突然建议带口罩，边境管制延长）。在此之前，瑞典一直声称口罩不仅没有用，还很危险，而且会造成社会恐慌（瑞典公共卫生局：戴口罩会加速疫情的传播）。

瑞典的疫情防控策略被批判最多的地方就是如何对待老人。尽管有研究显示如果整个社会不能保持社交距离减少病毒传播的话是很难很好地保护老人的，但瑞典只是建议70岁以上的老人自己在家隔离，要求他们自己保护自己。

只有非常少数感染新冠的老人接受了住院治疗（瑞典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如何保障医疗系统不被击穿的），很多养老院的老人甚至连医生都没见到（瑞典仅有不到10%的死于新冠疫情的养老院老人见到过医生），也没有跟本人和家属进行任何讨论，就直接被给予了临终姑息治疗（疫情专题：老年新冠患者 - 给氧气，还是不给氧气？）。80岁以上的老人，有基础病的人和超过40的肥胖者都直接被拒绝重症监护治疗，因为他们被认为恢复的可能性太小了。而与此同时，瑞典公共卫生局和政府一直宣称瑞典还有重症监护床位，医疗系统没有被击穿。

然而这些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瑞典民众的反应却很冷淡。

早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在 中，瑞典就只有20%的人表示他们尊重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字在全世界的国家里排名倒数第四。群众普遍觉得养老院的老人反正都是临死的人了（新冠调查组要求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瑞典地方政府：钱呢？）。瑞典养老院老人的平均年龄是86岁，平均居住时间是2年，其中一半的老人都会在搬进老人院1年时间以内去世。瑞典公共卫生局的首席流行病学家甚至表示瑞典2020年上半年养老院的老人死亡比较多是因为2019年的流感季不严重，所以很多原本应该在2019年死于流感的老人意外活到了2020年，结果一遇到新冠就去世了（安国师新理论：瑞典新冠死亡率高是因为流感死亡率太低）。

除了老人之外，移民也是新冠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群体。瑞典移民以及低收入者聚集的区域均出现了大范围的聚集性传播（疫情面前人人平等吗？斯德哥尔摩各区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概览）。

低收入人群大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家工作，必须去上班。而瑞典公共卫生局不仅没有出台政策来减少这个不平等，反而公开表示瑞典养老院会发生大面积的感染主要是由于那些瑞典语不好的护工造成的，瑞典疫情比其他邻国严重是因为瑞典的移民数量更多，以及重症患者以移民居多等。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说法给瑞典民众造成了新冠疫情主要影响的是移民的感觉，助长了瑞典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福利沙文主义。对某些群体，比如移民和老人的感染和死亡的高接受度需要显示了瑞典社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遍支持。

瑞典在疫情初期没有关闭学校，而瑞典的9年义务教育制度不允许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而是必须去学校。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即使是有基础病的孩子或者家里的父母有基础病的孩子，也必须去上学。如果有父母为了保护孩子而不让他们去上学的话，就会被报告给社工并被罚款（疫情专题：瑞典家长如果不送孩子去上学会被罚款），尽管瑞典的家长法规定了父母有保护自己孩子的义务。

瑞典的学校不仅保持开放，而且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一些学校甚至禁止戴口罩（瑞典青少年新冠感染率上升，但13岁男生戴口罩去学校被禁止上课）。

瑞典还严格限制了儿童的新冠检测，即使有症状也不一定能做上核酸检测，因此儿童的新冠感染率一直不明确。即使有儿童感染新冠后发展成重症甚至死亡（瑞典50名儿童出现罕见高炎综合征，疑似与新冠有关）、患上后遗症、或者丧失父母，瑞典公共卫生局却一直拒绝承认儿童感染新冠可能出现重症或者可能传播新冠。公共卫生局有内部邮件显示利用儿童来加速新冠传播以求更快达到“群体免疫”是计划之中的。

文章的作者认为瑞典政府一直在打压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讨论，所有与公共卫生局不同的声音都被认为是“假消息”。

而瑞典公共卫生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考虑了三个专家（ ， 和 ）的意见（安国师的导师瑞典前前任国师承认自己错了）。

尽管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成立了专家组分析总结了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科研成果，但是瑞典公共卫生局也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由40名科学家和医生（注：其中包括本文作者）成立的民间非盈利组织“瑞典新冠科学论坛”一直致力于新冠科普工作，但因为他们诸如无症状传播、气溶胶传播、口罩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和瑞典公共卫生局的看法不一样，就被媒体讥讽为“民间流行病学家”。一部分科学家在发表新冠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因为不同于公共卫生局的说法，就被自己工作的大学警告不许在署名里带上大学的名字。

虽然很多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也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文章的作者认为只有瑞典一直系统性的拒绝科学证据，尽管瑞典并不缺相关方面的专家。很多其他国家也都存在新冠否认主义，比如反口罩运动，但是只有在瑞典这成为了主流思想，而且还被政府部门宣传和支持。少数几个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的人却肩负了科学家、公共卫生官员、政客等多重身份，而却没有被政府的决策者们质疑。

当全国的媒体都统一口径的时候，任何的质疑，即使是来自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也会变得有风险。给公众提供透明的正确的信息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宣传的目标都是“不造成恐慌”或者不引起社会动荡。

瑞典民事应急局的主管表示，如果事实会让民众质疑公众机构的话，那么事实也可以被视为假信息。保护瑞典的形象比保护瑞典人民的生命还重要。医护人员、老人、有基础病的人、移民和穷人因为没有得到防护装备和救治，导致他们的死亡率高于平均。

文章的作者认为，瑞典的防控策略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阻止疫情的传播。政府部门反应缓慢而被动，从不突然改变路径。它确实成功的实现了让病毒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的目标，但在疫情已经走过一年半之后，我们依然还没有看到自然感染带来的群体免疫的影子。

如果没有广泛的疫苗接种的话，群体免疫并没有可能，尤其考虑到新的变种的话。虽然不让医疗体系被击穿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疫情期间医疗体系一直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医护人手不足，非新冠疾病的治疗被推迟，老人被拒绝医疗。连准确的确诊和死亡数字都没有成为优先事项。虽然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瑞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数据上报系统，但对核酸检测的限制，对密切接触者追踪的缺乏，数据报告的延迟以及不敏感的确诊定义均导致了数据被低估。

瑞典在疫情期间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超过了很多比它的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包括北欧邻居。这造成的长期健康和社会问题不能被忽略。很多研究显示如果瑞典采取了更严格的疫情防控策略的话，人道主义成本会低很多，而同时也并不会对经济造成更坏的影响。和北欧邻居或者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瑞典的疫情防控策略没有在任何可测量出来的优越性。

这种“躺平”式抗疫策略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成本。

由于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疾控的疫情防控建议，经常重复坚持其他国家都做错了，只有瑞典才是对的（瑞典外交部长接受德国电视台瑞典采访表情狰狞被批有损瑞典形象，意大利驻瑞典大使抗议安国师对意大利第二波疫情的不当言论），对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国际声誉都造成了影响（疫情专题：因为新冠，在挪威的瑞典人被歧视）。瑞典作为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大国和生命科学之国的地位应被质疑。问责制的缺乏揭示了瑞典政治结构的问题，没有人会为抗疫的失败和生命的逝去而负责。瑞典需要隔离。